郭沫若院长为科学出版社建社十周年题词（1964年）

　　科学出版社成立后，在中国科学院和郭沫若院长等各级领导的直接关怀下，逐渐形成了以出版学术专著为主的“三高”特色和“质量第一”，“精而准”的指导思想及“三严”作风，成为全国最大的综合性学术出版社。

　　根据中国科学院的要求，中国科学院编译局、科学出版社先后提出了内部参考的《十五年（1953—1967）远景规划纲要草案》，拟订了《科学出版社十二年远景规划纲要（1956—1967）草案》，制定了《科学出版社十年出版规划（1963—1972）》。 
这些文件的拟定对于密切配合和快速反映我国科学研究工作状况和成果，提供各学科必需的出版物，为培养干部、推动科技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十年出版规划》的制定，从1962年底开始，历经一年多的调查、酝酿，草拟出74个学科规划，后又借在京内外召开专业会议的机会，在近千位科学家中充分就此进行了讨论。虽然该规划因“文革”而搁浅，但制定规划的要求、原则和方法，“质量第一”和“精而准”的指导思想，成为这一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并具有深远的影响。

　　这个时期，科学出版社在强内部管理上也相继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如《科学出版社组织章程》、《关于书稿编辑和出版工作基本程序暂行规定》、《关于新参加工作的大学生学习校对业务的规定》、《编辑部工作制度暂行规定》等等，对形成“三严”作风奠定了基础。

　　1958年为适应广大读者需要，经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批准，本社决定在全国各主要城市逐步自设发行机构，协助当地新华书店和邮局更好地解决本社书刊在当地的代销问题。经过多方努力，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福州、广州、南宁、武汉、南昌、重庆、成都、昆明、西安、兰州、太原、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等地建立了19个门市部。这一发行网的建立，明显地扩大了发行量，取得了很好效益。例如1963年各地门市部的书刊销售量占当年总发行量的41%，并且大大方便了读者。三年困难时期，8个门市部停办，其余11个门市部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先后停业、关闭、撤销。

　　至1961年，根据文化部（61）文出胡字第66号《关于将科学出版社担任的哲学、社会科学书刊出版任务转移给其他有关出版社的通知》的规定，将原由本社承担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书刊的出版任务分别移交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和文物出版社继续出版。

　　这期间，科学出版社担负着代表国家水平的自然科学学术书刊的出版任务，以对科技出版事业的执着追求，充分发挥严肃、严密、严格的精神，相继出版了《多复变函数论中的典型域的调和分析》、《半导体物理学》、《弹性力学》、《高聚物的分子量测定》、《中国植物志》、《中国人类化石的发现与研究》、《殷墟文字乙编》、《管子集校》，以及世界经典著作《物种起源》、《数学物理方法》、《地质学原理》等5 000余种图书和《中国科学》、《语文研究》等100余种期刊。特别是从1958年，我社围绕“两弹一星”大量翻译或编辑出版了有关新技术方面的专著和文集，到1965年，有关原子能开发利用的图书就出版了上百种，形成了科学出版社以出版“高水平、高层次、高质量”学术书刊为主的特色。1959年10月27日，毛泽东主席参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我社出版的书刊在出版馆展出，毛泽东主席用半天时间观看了出版馆。

　　1964年在科学出版社建社十周年时，郭沫若院长亲莅祝贺并题词：“在四个现代化的伟大斗争中，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其中的关键。要促进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必须加强科学技术的出版工作，在这一工作中必须充分发挥严肃、严密、严格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