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爷府

1956年在新中国科技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年。1956年1月14.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就进入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如何正确估计、对待知识分子和发展科学文化问题进行决策”。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指出“科学是关系我国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并提出以极大的力量加强中国科学院。周恩来总理在报告中提出：1956-1967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必须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所最短缺而又是国家建设所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 使十二年后, 我国这些门类的科学和技术水平可以接近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这一指示成为制订《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总的指导思想和依据。

“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的指导方针被总结为“重点发展，迎头赶上”。“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从自然条件及资源、矿冶、燃料和动力、机械制造、化学工业、土木建筑、运输和通信、新技术、国防、农业林业牧业、医药卫生、仪器计量和国家标准、若干基本理论问题与科学情报等13 个方面，提出了57 项重大科学技术任务和616 个中心问题，并确定了“四项紧急措施”，即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学和自动化技术（实为6项紧急措施，原子能和导弹这2项国防任务未公开）。

57项任务分为6类：

（1）国家工业和国防急需的新兴技术，6项紧急措施均属此类；

（2） 调查研究中国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区域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3）配合国家重工业建设的若干项目；

（4）农林发展重大科研项目；

（5）卫生保健重大项目；

（6）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基本理论研究。

“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是全世界第一个国家规模的发展科学技术的长期规划， 对我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作为国家科学事业的组成部分，科学出版社也配合“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制订了《科学出版社12年远景规划纲要（1956－1967年）（简称《十二年编译出版规划》），根据国家科技发展需要，确定各学科的长远选题规划。《十二年编译出版规划》的制订工作在周太玄、赵仲池的主持和领导下进行。在规划制订及后来的实施过程中，赵仲池总结出的“精而准，系统化”的选题和出版原则，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科学出版社选题和出版工作的指导思想。

科学出版社创社领导人周太玄、赵仲池、杨肇燫都是知名学者，龙门书局也是一贯依靠专家选书、译书，所以科学出版社一开始就形成了选题工作依靠专家学者的工作思路，也要求编辑了解学科动态，与学者专家交朋友。建社初期，赵仲池就曾亲自带领编辑赴西北组稿调研。他每到一处，总是依靠当地科研管理部门、科研院所和高校负责人，组织专家座谈会，寻找选题线索。为了提高编辑业务能力，社领导不仅邀请各学科专家来出版社开讲授课，还鼓励编辑在上班时间结合学科专业到高校或研究所听课、进修。席泽宗先生从原先编译局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成长为天文学史大家，后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实与周太玄等人建立起来的学习氛围不无关系。各学科编辑不仅学习专业知识，还学习外语，以至于许多编辑最后都掌握了两门以上的外语。

为了制订《十二年编译出版规划》，各科编辑广泛查阅外文资料，了解自己学科的国际动态，同时，走访科学家，了解国内的研究状况，并召开专家座谈会，征集意见和建议。这一套程序下来，编辑对应该出版哪些书已经心中有数，《十二年编译出版规划》形成初稿后，还印发各地，反复征求意见，最终定稿。

出版社老编辑于拔同志曾经撰文回顾这段历史。她参与了《植物生态学-地植物学出版规划》的制订，其间拜访了钱崇澍、李继侗、侯学煜和吴征镒等著名专家，并邀请李继侗院士（当时称学部委员）主持了专家座谈会。针对我国植物生态学和地植物学基础薄弱的现状，《十二年编译出版规划》确定了一批学科经典名著的引进、翻译工作，促进了学科发展和专业队伍的培养。其他学科的规划工作也大体相似。1956年，科学出版社完成了包括39个分支学科的《十二年编译出版规划》。

配合国家的“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科学出版社做了许多有显示度的工作，大体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第一，引进出版。57项任务涉及许多基础薄弱的学科和新兴技术领域，翻译、影印出版这些领域的经典著作、综述性著作和研究进展，成为整个国家的现实需求，许多重要学科的奠基性著作被翻译或影印出版。例如，数学领域翻译出版了希尔伯特的《数理逻辑基础》、范德瓦尔登的《代数学》、嘉当的《黎曼几何学》等，物理学领域翻译出版了狄拉克的《量子力学原理》、泡令和威尔孙的《量子力学导论及其在化学上的应用》、海森堡的《原子核物理学》、赛兹的《近代固体理论》、莫特的《金属与合金性质的理论》、斯密脱的《晶体范性学》、薛定谔的《统计热力学》等，生物学领域出版了摩尔根的《基因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及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领域的一些经典著作，如瓦尔明的《植物生态学》、雅鲁申科的《地植物学》、道本迈尔的《植物与环境》、理查斯的《热带雨林》等；化学、地学等领域也有一批重量级的译著出版，此外，围绕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学、自动化技术、原子能和导弹这6项紧急措施，还出版了一大批基础理论和技术资料（后面有专文介绍），为学科基础建设、科技队伍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综合考察成果。制定“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时，“国家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因其具有科学发展和经济建设双重重要性而受到高度重视。生物和地学方面的学部委员和科学家共200多人参与了综合考察规划的讨论，中国科学院还专门建立了自然资源综合考察的组织协调机构——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组织的重要考察任务有34项，全国各类科技人员14000人次参加了考察工作，产生了一大批考察报告和研究成果，如《新疆综合考察丛书》、《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系列、《内蒙古综合考察专集》、《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地区的调查研究报告》系列、《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系列，以及西藏、青海、宁夏等地的资源考察研究报告。

部分科学考察报告

1956年，苏联的政治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4月2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央认识到向苏联“一边倒”的问题，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发展艺术和科学的根本方针。为了树立典型，更好地贯彻这一方针，1956年8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主导下，中国科学院和高教部在青岛联合主持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让遗传
学界的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两派学者各抒己见，开展学术讨论。这次会议是科技领域摆脱向苏联“一边倒”不良影响的标志。

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周太玄在《哲学研究》杂志1956年第3期举办的“百家争鸣”笔谈栏目发表了《为“百家争鸣”准备好条件》的文章，提出要增加“家”数，重视学科空白点和缺门、重视基本理论；要改变学者顾虑多、不敢写、不肯写的状态，鼓励创作和出版。主持科学出版社日常工作的赵仲池副社长参加了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他在1956年11月的《科学通报》上，发表了《科学出版工作与“百家争鸣”》一文，这是他一生为数不多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的一篇。文章写道：“翻译工作者不愿翻译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著作，从1950-1956年6月底的6年半中在科学院科学出版社的330种译述中，资本主义国家的书仅11种，...他们怕这些著作里有唯心主义的毒素，翻译出来遭受批判。...在翻译资本主义国家的著作时，愿意从苏联译本转译。俄译对原作删除的，他们也照删。”赵仲池认为，必须扩大出版范围，不仅要出唯物主义学术著作，而且也要出版古今中外在唯心主义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不仅要翻译苏联的科学著作，也应该翻译出版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著作。

在制定“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之初，国家能够摆脱向苏联“一边倒”的束缚，是中国科学之幸，也是科学出版社之幸！时代大环境和科学出版社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使得科学出版社得以把一大批欧美国家出版的各学科经典著作列入《十二年编译出版规划》，从而营造了一个学科经典著作规模化译介的繁荣时期，促进了许多薄弱学科的迅速成长。 

《十二年编译出版规划》完成后的二三年也是科学出版社规模快速增长的几年。1957年出版社员工从上年年底的211人增至315人，猛增100余人；1956
年新书品种仅261种，至1958年新书品种已经达到559种，出版期刊的数量也
达到了107种；此外，1958年还影印图书3193种，影印外文期刊372种。出版
“大跃进”自然带来了一些质量问题，随后几年作了必要的调整，减少了新书和影印书品种，年新书出版稳定在300种左右的规模，兼顾了质量和产量。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周太玄、赵仲池与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组织了《十年来的中国科学》大型丛书的编研工作，有几百位最著名的科学家参与了进来，系统盘点了我国各学科领域十年来的研究工作和成绩，成为新中国科学史上具有时代特色和里程碑意义的编研项目。这种规模的国家科学家底的系统盘点，是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的一次！

“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把《中国植物志》、《中国动物志》的编纂工作也列入其中。1959年、1962年中国植物志和中国动物志编辑委员会先后成立。《中国植物志》、《中国动物志》与后来的《中国孢子植物志》一起并称“ 中国三大志”， 系我国生物分类研究总结性的专著, 收录我国85%以上已知的生物种类及其区系、演化、地理分布、物种生物生态特性及其经济价值， 是研究生物多样性、探讨生物物种演化和系统发育的基础。其中，《中国植物志》经过了四代植物分类学家41年(1918—1959年)的准备、45年(1959—2004年)的编研，最终于2004年全部80卷出版完成，是一项跨世纪的巨大生物物种分类基础工程。《中国植物志》1959年出版了第一册（《中国植物志》第二卷蕨类），至“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共出版3卷。“中国三大志”获奖频频，是科学出版社的品
牌形象的一个代表。

随着这一时期中国科学的稳步发展，中国科学家的原创著作的数量也渐渐增加，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批学科的开山之作，如数理学科有华罗庚的《多复变函数论中的典型域的调和分析》与《数论导
引》、王竹溪等的《特殊函数概论》、黄昆等的《半导体物理》、冯端等的《金属物理》；工程领域有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等，但成系列、学科体系完整的出版项目还不多。

在1977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前，中国科学院四个学部中有哲学社会科学部，科学出版社早期有专门的第四编辑室对口联系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出版工作。这一时期，哲学社会科学部大师云集，“文化大革命”前十余年也是科学出版社在社科领域名著迭出的时代，在哲学、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等领域出版了一批划时代的重要著作，如谭戒甫的《墨辩发微》、王力的《汉语史稿》、罗常培的《普通语音学纲要》、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研究》、陈垣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陈梦家的《殷虚卜辞综述》、夏鼐的《考古学论文集》，等等。

1964年，科学出版社走过10年，4月，中国科学院（64）院秘字第38号下达，科学出版社自1964年4月起改为国营，公私合营期间所建立的董事会亦经主管机关核准裁撤。8月，科学出版社在北京饭店举办十周年庆典，郭沫若院长到会祝贺，并题词，郭沫若的题词第一次以文字的形式把科学出版社“严肃、严密、严格”的“三严”作风确定了下来。出版社以一部自编的《校对手册》向社庆十周年献礼，这部《校对手册》后来成为全行业的必备工具书，给了“三严”作风一个精彩的注释。

郭沫若为科学出版社题词，确定了科学出版社“三严”作风